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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一毕业就月入过万,这所“双非”的学生凭什么被大厂疯抢?

黄子懿 三联生活周刊 2026.7.31发布时间:2026-11-05

早上才8点,常州大学中以机器人产业学院的实训室里,就已经有人了。几个学生在一个房间里摆弄一个机械臂模样的东西,地上散落着工具和线材,有人干脆趴在地上接线,房间里没人说话,气氛是那种典型的赶工状态。再过不久就是期末汇报,他们要把一台机器加班加点地做出来。


“这一看就是熬了大夜,这个我太熟了。”路过的李如龙看了一眼,就很快下了这个判断。他算是这些学生的学长,已毕业两年。李如龙如今组了一个团队在创业,拿到了种子轮投资,办公室却仍设在这栋楼的同一层,和当年自己上学时的地方只隔着几十米,因此经常看到类似的场景。


这个搭配有点奇怪,但其实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空间设计。常州大学中以机器人产业学院所在的是一栋“回”字形建筑,中间是一个天井,第一层是工厂兼打样车间,第六层是上课教室,第七层是最为热闹的实训基地。它像是一个创客空间,墙上贴满了乔布斯等人的海报,沿着“回字形”布局的每间教室几乎都有机械设备并连着工位。每个本科生都有自己的工位,而紧挨着他们的,就是像李如龙这样的创业团队。“这样设计就是为了给学生们一个肉眼可见的身边榜样,让那个学生觉得‘离他很远的东西’每天出现在眼前。”常州大学中以机器人产业学院院长徐淑玲说。


这背后是两个机构的一次共同尝试:中以机器人产业学院只是其一,另一家则是XbotPark常州基地。学院负责学历教育和课程研发,基地则负责竞赛组织、创业孵化和产业项目的落地,分工有侧重但不明晰。XbotPark常州基地副总经理王豫平说,这是一种“你中有我”的模式,源于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对新工科教育的想法。


李泽湘是新工科教育在国内最早的倡导者之一,还孵化了大疆科技这样的知名企业。他对新工科教育的执念,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组建的一支机器人比赛队伍。他发现真正能在这类竞赛投入精力并取得成绩的,并不是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而是那些好奇心强、动手能力强的“一般学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大疆创始人汪滔。李泽湘由此认定,像汪滔这样的人是可以被有意识地培养出来的,而培养的方法是有迹可循、可以复制的,并非靠运气。


2018年,李泽湘把在松山湖开创的XbotPark模式落地常州,试图探索新工科教育与硬科技创业孵化。王豫平说,常州以制造业见长,大量中小企业大多扎堆在常州武进区一带,其中不乏做中小元器件的隐形冠军,而这正是学院所在的区域。“比如XbotPark模式里跑出的大疆、云鲸这样的企业,它们的很多供应链都在常州,当时我们跟这些企业一聊就能聊上。”常州市政府也看中了这套人才培养模式,出资在中以常州创新产业园里建起了这栋楼,由常州大学探索和XbotPark的合作。


接过这副担子的是院长徐淑玲。她经历了多年的工科教育,是常州大学的一名资深教师。徐淑玲曾经被中美工科教育的差别触动过。若干年前去美国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徐淑玲惊讶地发现,儿子本科毕业设计项目就是由霍尼韦尔公司(Honeywell)出题的一个实战竞标项目,最后因涉及商业机密,连答辩都是封闭式的。“这在那时候就颠覆了我对化工实践的认识,我们之前做毕业设计都是画画图纸,但人家是东西要全做出来。”徐淑玲回忆。


因为这段经历,徐淑玲觉得,最紧密的合作方式就是把学院搬进产业园。“我就是想把老师泡到产业里,把学生泡到产业里。”这样企业和学院之间的沟通成本会很低,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做什么。


在这个基地里,一个最为重要的培养方式就是跨学科的项目制,并且在此基础上做创业导向的孵化。这是李泽湘在美国考察一遍后从欧林工程学院(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得到的灵感,欧林工程学院没有院系,学生培养由25〜35个项目课贯穿4年,有超过20%的毕业生选择了创业。于是在常州大学,他们开始了一场实验,以机器人为主线,要让一个学生在4年里完成15〜16个项目,难度逐级上升,到了大三下学期开始对接真实的企业课题。


据学院统计,自2018年来,学院师生已为企业解决了150多个产业课题,还有不少毕业生选择深造,或是进了大疆、小米这类知名公司。对一所地方院校来说,这样的成绩单并不多见。


从某种意义上,这个学院的成立本身就是一次传统机制上的创新。2018年成立时,学院还叫智能制造产业学院,后改名为机器人产业学院,但始终没有脱离“产业”二字。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学院,不需要做专业建设,却可以授予学位。学校里原有的机械、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分散在各自学院的专业,机器人产业学院都能授予学位。徐淑玲说,专业建设要花精力应对国家标准,而她不想被这些程序束缚。所以学校在办这个学院时,没有去拆分整合原有的院系架构,而是在已有体系之外,平地起了一套新的培养路径。


学校还有一个对照样本:华罗庚学院。这是校内的一所精英学院,入校后的学生会经过二次选拔,囊括机械、化工、石油等常州大学的优势专业。徐淑玲当时兼任华罗庚学院的院长,华罗庚学院报录比一度达到15:1。“我们这个层次的学生可能不擅长抽象学习,但比较擅长具象学习,”徐淑玲总结,“‘985’高校的学生不一定需要正反馈,因为他们本身有足够的自信感和信念感,但我们的学生可能在高中都不是最优秀的。”这些特质恰好适配项目制、机器人这种需要不断动手验证的领域。


第一届招生不顺利,只有33个人报名,徐淑玲淘汰了一些实在不合格的,留下25人,相当于全部录取。但质疑随之而来,有家长专程长途驱车跑到学校指点江山,还有校内老师提出种种疑问,总结起来就三条:跨学科,“一个专业都学不明白,还跨学科?”;项目制,“什么都没学,能做出什么项目?”;创业导向,“本科生去创业纯粹是害人”。


老师同样没底气。最初,李泽湘从欧林工程学院拿来了三套对方核心的QEA(定量工程分析)数学课程,徐淑玲想让数学老师做本地化改造,问了三轮,答案都是“改不了”。好不容易找到愿意接手的老师,对项目制教学又是两眼一抹黑——学院要求学生大一上学期就要做一个小车项目,但怎么做?第一学期结束,学生排着队来告状,说不知道自己到底学了什么,或者是评分机制不公平,自己明明做得多却得分少。没办法,老师们只能跟XbotPark的工程师一点点打磨。


转机来自后来陆续进来的年轻教师。这批老师身上的共同点,是不太在意论文和基金这些传统指标,愿意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潘国威2020年加入学院,他本科和博士都是读的机械专业,进来做项目制教学等于重新学一遍东西,“软件的、视觉的,都得自己学”。因为基础课业繁重,项目课大多被排在周六,要求师生们周末也不休息。潘国威说,他是认同这套培养模式的,因为自己就是从传统教育中走出来的。“做东西和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潘国威举例说,很多设计图纸不会考虑走线,到了实际装配才发现线没地方放,“这些都是真实的问题,只能在项目中解决”。从第二学期的起重机项目开始,学院渐渐摸索出了一些眉目。


比赛是另一条主线,尤其是RoboMaster机甲大师赛。这是大疆在2015年发起的一项针对大学生的比赛,要求各大院校自研七个兵种的机器人相互对垒,所有机甲工种都要学生自己设计、操作、对战,锻炼价值极大。如今这项赛事已是国内工科院校里含金量最高的赛事之一,几乎所有名校都会参加。常州大学战队的人数在50人左右。


大三的卞宥均在这项比赛里被练了出来。他大一入校后报了华罗庚学院和机器人产业学院两大校内二次选拔学院,本以为是以理论为主,没想到机器人实践项目占比极高。整个大一、大二,他要完成六个项目,每周只有一天假期,节奏十分紧凑。大二下学期,他加入RoboMaster机甲战队,负责机械臂的攻关,“打比赛要兼顾机械结构的刚性、电气连接稳定性,还要应对赛场撞击和对抗等,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要考虑的情况很多”。在这个比赛之后,他有了对机械臂的兴趣,于是在大三时选择研究移动机械臂集成的课题。


李如龙的体会更深,他性格外向,大二就当上了队长,在此锻炼了自己的团队管理和沟通协调能力。他坦承,常州大学在这个比赛中的战绩其实一直不算好,“从没进过国赛”。但他记得,当时院长的态度明确:“即使你们每年都拿不到好成绩,我们也会继续投入、支持参赛。”这种投入很快有了回报。2021年后,学校一次性引进20〜30名年轻教师,这些教师对项目制的接受度明显更高。一个学生从大一到大四要经过15〜16个项目,其中大一第一个项目与大四的毕业设计,都要一个人独立完成。


最难的环节就在毕业设计上,学院要求必须对接产业真实问题。但一开始,本地企业并不信任本科生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后来是李泽湘早年创办的固高科技帮了忙,XbotPark常州基地有多位负责人都出自固高,他们靠人脉拉来了第一批课题。渐渐地,产业园的其他企业看到后,也开始主动找上门。


平心而论,这些题目算不上企业最紧迫的难题。真正的产业难题难度大、周期紧,本科生难以承担,但企业一些前期探索和验证性课题,学生却是可以进行探路的。这方面,潘国威带过的一个学生很典型。这名学生大三下学期介入了一个企业的高原无人机氢动力项目,要给在高寒环境下作业的多旋翼无人机换一套动力系统。学生以半实习的性质去了企业,跟工程师一起攻关了这个前沿课题,最后迭代数次,经费花了几百万元,试飞后效果很不错。学生离开时,企业老板亲自从上海开车把他送回常州,一路开出各种条件想把他留下,但学生最后去了小米。还有的学生毕业后搭上了产业园的国外合作渠道,去了以色列、德国等地读研。


所有学生里,让徐淑玲印象最深的反而是一个不那么出众的学生。那时正值学院创立初期,她盯得很紧,几乎每场项目汇报都要去听。某一天,她发现有个男生从没上台汇报过,一问才知道他性格内向,不敢讲话。她就要求这个团队此后必须轮流汇报——这本来也是项目制的锻炼环节之一。结果当这名男生站上讲台时,竟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接在台上哭了起来。但四年后,他已成了一所地方部队院校的老师,经常跟徐淑玲交流教育心得,“他现在不仅敢讲课了,还成了个‘话痨’”。


据徐淑玲提供的、来自第三方清华大学CCSS学情调研团队的数据,常州大学与XbotPark的新工科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学习行为、学习动机、学业挑战等多个维度的评分都高于同级别院校,甚至高于很多“双一流”高校样本。学生的就业情况也很不错,2025届应届毕业生里,好的学生去一线城市就业,差一点的留在了常州,但月薪没有低于1万元的,“以前是强的学生直接就业,弱的去考研,现在弱点的学生也能直接就业了”。


不过,多数学生最终还是会走向考研、保研的传统升学道路。这是学历贬值大环境下的迫不得已,但也意味着学生们要在大三时就从项目制的培养轨道切换到主流的应试赛道上,开始准备考试和死记硬背。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有学生半开玩笑地跟徐淑玲抱怨:“我们做的项目都只能写在简历里。”


卞宥均是个典型例子。大二时,他在自平衡车项目啃下了角动量控制这块硬骨头,到大三却不得不收起项目,转去刷绩点、备考保研,目标是同济这些“985”高校,“毕竟是‘985’高校,谁不想读?我们学院其实对期末考试的要求并不高,但保研要看的终究还是分数”。


徐淑玲认为,学生的评价体系依然是这套模式没能解决的部分。那这种项目制培养出来的学生,和传统工科生到底有什么不同?学院的另一条主要跑道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创业孵化。这些工作主要落在XbotPark身上。王豫平说,常州借鉴了XbotPark在深圳、东莞的做法,按项目潜力去分阶段投钱:单个项目探索期给50万元种子轮投资,验证后再给200万元到300万元的天使轮投资,用这种节奏陪着团队一步步把硬科技产品做出来,“希望能培养出一些独角兽企业”。目前,学院已有10%的毕业生选择创业。


这方面也涌现了一些案例。2018级的窦海波去年获得了1400万元投资,他2022年毕业时关注到了人们跑完步后放松肌肉筋膜费时费力的问题,开始做一款全球首款的智能滚动按摩仪。徐淑玲说,作为老师,其实最初这些学生的想法她看不太懂,“我当时觉得,那不就是两头加个电机的事?”直到后来这位同学进驻了松山湖XbotPark机器人基地、获得了更多融资,她才开始明白: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学生,是可能凭一个点子得到持续融资的。还有一位同学,把课程作业一路迭代成“无烟烧烤炉”,去年年底又得到2000万元融资,今年年初带着产品去参加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被评为现场“最智能十大厨房小家电”。


据王豫平透露,基地目前已孵化了30个项目,估值约为20亿元,“政府也会考察我们这方面的成绩”。除了投资,基地还会给这些年轻创业者提供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引导、产业界的配套资源,以及早期的尝试空间。毕业生团队拿到第一笔钱时,并不要求他们立刻注册公司,“早期需要保留各种可能性,不要用任何形式固定下来”。


李如龙团队正是这种模式下的产物。早年在RoboMaster机甲大师赛担任队长的经历,让他意识

到自己不适合考研或保研,也不喜欢按部就班地完成一份需求明确的工作,而更适合“先定义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再想办法解决它”。于是毕业前,他跑遍了大湾区和长三角,去找那些早期的创业者聊天,慢慢琢磨自己的未来。他把如今的年轻人创业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工具价值类和情绪价值类,前者是效率越高、用户使用时间越短越好,后者却相反。于是,他开始做一款产品,想要帮助没有绘画基础的人也能完成一幅画的创作,其原理是用投影把一幅油画的明暗色块拆解出来,照着一步步上色。基地给李如龙的想法投了50万元种子轮资金,2025年底他又去北京见了十几家投资人,没拿到一分钱,但拿回了一份完整的投资人问题清单,“让我想得更明白了”。


徐淑玲说,她理想中学生创业的比例是20%〜30%,与美国欧林工程学院齐平。但在机制上有一环始终没打通——老师如何从学生的创业成果中获利?学生的创业如何激发老师的动力?李泽湘曾提议,建议学院能在学生的创业公司里占到5%的股份,用来反哺师生的评价体系。徐淑玲把这份建议提给学校,建议学院、学校各占2.5%,但校属的资产经营公司不愿意接这2.5%,“要了股份,就等于要为项目失败担责任,项目成功了不算功劳,失败了却要担责,所以他们宁愿不要”。在她看来,这正是创业激励和现有评价机制之间的断层:“如果什么都靠老师的情怀来做,这个机制一定是不科学的。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七分靠情怀,三分靠制度,可制度还没完全跟上。”


不过好处在于,目前学院的这套培养模式正在被有意识地复制。在学校的关注下,学院一位老师被借调去教务处做处长助理,即将在全校所有工科学院推广项目制教学。常州市政府则在2024年成立了龙城科创学院,试图以平台的方式把更多本地高校囊括进这套体系中。在这种助推下,主动找上门来想要跟学院、XbotPark基地合作的地方政府和机构也越来越多。


王豫平的工作之一,就是把这套模式推广出去。这些年他走访过不少高校,但他说,越是排名靠前的学校,这套模式可能越难推广。一流学校的老师本就不太关心本科生的培养,遑论做复杂的跨学科项目制教学。“我们的学生都很优秀,考研、保研的比例很大。”对方经常这样告诉他。王豫平由此认为,“可能好学校会有好学校的考虑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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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盛熠)